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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论杜甫论书诗的艺术审美观

作者:佚名    论文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6-1-29

  纵观唐代,作为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,此时期的诗歌数量众多,水平很高,且题材广泛,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书法在唐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各种书体都名家辈出,影响深远。为此,李泽厚先生说:“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,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,历时悠久。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,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,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。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,雕塑、骈体之于六朝,绘画、词曲之于宋元,戏曲、小说之于明清一样。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。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,具有同一审美气质。”①论书诗如同一座桥梁,把诗歌和书法这两座高峰联系起来。“论书诗是指那些能够反映同时代的书法审美观念、折射书法创作思潮、透露书坛活动信息、以歌咏书法作为创作主题的诗歌。其中既包括纯粹评论书法之诗,亦包括那些虽是歌咏书家和文房四宝,内容却能涉及书法审美思想的诗歌。”②唐朝以前,咏书论书多用辞赋的形式,从唐朝开始,以诗歌论书渐成风尚。“诗圣”杜甫写的论书诗数量众多,影响深远,是唐代论书诗发展的重要人物。杜甫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歌,在流传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,有一百余首涉及书法,形成了独特的书法美学思想,在唐代论书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尤其是他在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中提出的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的观点,更是对唐代书风产生巨大影响,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,被书家奉为信条。

  一、追求艺术的复古,崇尚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

  作于大历元年春以后的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,当是体现杜甫艺术审美观的代表作品之一:

  苍领乌迹既茫昧,字体变化如浮云。

  陈仓石鼓又己讹,大小二篆生八分。

  秦有李斯汉蔡岂,中间作者绝不闻。

  峰山之碑野火梵,枣木传刻肥失真。

  苦县光和尚骨立,书贵瘦硬方通神。

  惜我李蔡不复得,吾甥手潮下笔亲。

  尚书韩择末,骑曹蔡有邻。

  开元已来数八分,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。

  况潮小篆逼秦相,快剑长戟森相向。

  八分一字直百全,蛟龙盘拿肉屈强。

  吴郡张斯夸草书,草书非古空雄壮。

  岂如吾甥不流宕,永相中郎丈人行。

  巴东逢李潮,逾月求我歌。

  我今衰老才力薄,潮呼潮乎奈法何。

  杜甫在诗中极力赞颂和推崇李潮八分书,小篆书能直追秦汉,把李潮与前代李斯、蔡邕二位大家相并提,并用当时的八分书大家韩择木、蔡有邻来作陪宾。其中虽不能排除有答外甥李潮“求我歌”而作此歌诗的需要之因,但其真正的目的也是明显的,即推崇篆、八分。这是一种“复古”的倾向和主张。很明显,杜甫诗中对自苍领以来汉字历程的几度演变中的历代书家独钟李、蔡二位极擅小篆、八分书者,而对其他书家“绝不闻”,其原因已表达得相当直接,即当是书法观念这一根本性问题――小篆、八分乃秦、汉两代书体之正宗,与之相比,其间其后相继出现的章草、今草乃至盛唐突现的狂草,在老杜眼里虽然流宕雄壮,但已非正宗。因此,杜甫在诗中豪迈地提出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这一崇尚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审美尺度。

  二、以瘦硬为美,探求静心与自由

  杜甫在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中明确提出了他最为著名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观点――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,从这句话可以看出,杜甫十分强调笔锋的力量,最欣赏“瘦硬”的风格。韦续《书品》言:张彪草书“如孤峰削成,藏筋露骨,与孙(过庭)、邬(丹)并称”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崇尚瘦硬,提倡骨力。那么,如何更好的理解杜甫诗中所说的“瘦硬”呢?可以认为,“指的是洗净铅华、骨气苍劲的力度美,书法要笔力坚实而不是软弱无骨,从而达到‘剑戟相向’、‘盘屈强’的效果。历代书家所讲究的执笔、行笔等方法,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力的表达、美的创造,杜甫对于书法美学这一真谛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。”③晋卫夫人《笔阵图》则云:“善笔力者多骨,不善笔力者多肉,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,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。多力丰筋者圣,无力无筋者病。”④从诗歌到书法,从艺术到人生,杜甫都崇尚瘦硬,赞赏骨力。

  历代书家都强调创作状态的静,如汉蔡邕《笔论》云:“夫书,先默坐静思,随意所适,言不出口,气不盈息,沉密神采,如对至尊,则无不善矣。”{5}蔡邕强调的就是创作状态的静,心浮气躁则不能创作出理想的作品。书圣王羲之亦云:“夫欲书者,先干研墨,凝神静思,预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动,令筋脉相连,意在笔前,然后作字。”⑥在王羲之看来,凝神静思也是创作的必备条件。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静心是创作的必然准备:“夫心合于气,气合于心;神,心之用也,心必静而已矣。”⑦对于创作者来说,这种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,“它压抑了日常的实用态度和认知态度,使欲求与认知冲动得以迟缓;另一方面,它激活了审美感官感受力的敏锐性,使主体心理集中于对象外观,呈现出急切追求对象的摄取状态,与对象相互拥合的强烈意象。”⑧静的目的不是陷入沉寂,而是排除干扰,为创作做准备。做好准备后创作者才能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创作状态。早在汉代,蔡邕就指出了自由的创作状态对书法创作的重要性:“书者,散也。欲书先散怀抱,任情恣性,然后书之。若迫于事,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。”⑨如果书法创作中没有不受羁绊的真情,没有创作的冲动,即使用最好的中山兔毫制成的毛笔,也无法取得最佳的创作效果。因为真正的创作的冲动必须来自艺术家内心,“真挚强烈的情感是一种强大的创作动力,推动着创作主体积聚和调动各种机能因素,迅速进入激情澎湃、情绪高涨的创作境地。”⑩童庆炳先生说:“文学创作常常需要作家进入自由的、无拘束的、兴之所至的创作心境之中,在这种心境中,作家的创作活力才能充分地被调动起来。”{11}韩成武先生指出,“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,应该说,是杜甫首先揭示出‘创作心态宽松自由’这一艺术规律的。”{12}因此韩成武先生将“首次提出‘创作心态自由论’”与“提出‘瘦硬’为美的审美主张”等并列为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。康德在其《判断力批判》中指出,艺术之所以有别于手工艺,艺术家之所以有别于手工艺者,是因为艺术是自由的,而手工艺则“也可以叫做挣报酬的艺术。”他认为,“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,这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,达到了这一点,就算是符合目的;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(工作),这是本身就不愉快(痛苦)的一种事情,只是通过它的效果(例如报酬),它才有些吸引力,因而它是被强迫的。”只有抱有一种游戏的而非功利的态度,才能真正进入创作的自由王国,从而达到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{13}。在这一点上,杜甫与康德的看法是一致的。

  三、结语

  综上所述,杜甫论书诗中涉及的“复古”、“自由”、“瘦硬”等艺术审美观点,对唐代诗歌内容题材的丰富性上,是一个很好的补充;同时,也对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,为唐以后的书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启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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